陕西：新场景、新服务 人性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1000多年前，诗人和音乐人都前往长安寻梦。今天，这里也是国人寻梦的地方！”陶醉在露天公益表演中的李先生这样说。华灯初上，西安大唐不夜城里大小不一的舞台上，艺术家们用生动的演绎和有趣的互动带着游客穿越古今，让人们真切感受从古代长安到现代西安，这片土地上流淌的文化。

　　在陕西各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其中一系列服务新场景的涌现就是重要特色之一。2022年1月，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鼓励改革创新，倡导特色化、个性化服务，不断提升公共文化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

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地下沉浸式怀旧场景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最后一百米”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近年来，走在铜川市的城区及乡村，人们会被书画公园、城市书房、文化大院等崭新的文化服务空间所吸引，会因“铜川有戏”“360°看铜川”“宏显大舞台”等走心的文化活动而驻足，会为“云端到指尖”“文化大餐自己点”“云游铜川”等便捷系统的数字化服务所叹服。2019年3月，铜川市成功迈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序列，全市呈现出示范区品质发展、均衡发展、开放发展、融合发展的局面，创新发展探索实践成功经验竞相涌现。

　　“家门口”的文化服务站，是铜川宜君县按照全域公共文化服务区创新发展规划，旨在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实现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家门口”的文化服务站，采取“社区+小区”服务模式，整合社区、小区优势资源，指导社区在做好经常性群众服务工作的同时，有效拓展和延伸服务功能。

　　“社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作用，科学规划，统筹调度，将小区内‘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等相关组织机构有机融入‘家门口’的文化服务站，形成文化服务、文明实践、党群联系等综合服务合力。”宜君宜园社区的工作人员说。

　　“‘家门口’的文化服务站，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虽然规模不一，却均具备阅览室、儿童驿站、棋牌室（传习室）、茶饮休闲区等服务功能，有效地解决了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老少难’问题。”铜川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服务站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百米”供给，实现了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

　　用旅游新场景赋能公共文化服务

　　在大唐不夜城，“不倒翁”轻语浅笑别具韵味，“李太白”斗酒诗百篇、敦煌飞天引人注目……作为西安的一张文化旅游名片，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将唐代历史文化元素渗透在街区的每个角落，以优美的环境吸引游客驻足。

　　挖掘街区丰富的文化资源，扩大公共文化服务外延，提升街区整体文化体验，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易俗社文化街区作为曲江新区新型公共文化街区，赋予街区文化体验、旅游休闲等多重功能，实现空间美化、服务舒适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文商旅融合发展。

　　易俗社文化街区以秦腔文化为特色。作为秦腔文化载体，秦腔戏台在一年时间里，共表演秦腔近500场。除了专业秦腔团体的秦腔公演外，易俗社文化街区更挖掘培育了一批西安本地民间秦腔自乐班，一年间，街区开展自乐班40余个及专场演出440余场，打造属于西安人的特色常态化惠民演出。

　　“曲江将继续把公共文化空间创新打造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重点之一，因地制宜，在建设主体、空间标准、设施布局、功能设置等多方面创新实践，激发新空间文化活力，继续打造新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线上+线下” 文化惠民不减量

　　“我坐在自家热炕上，拿着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宝鸡当地的秦腔戏，这些演员可都是我的偶像。”家住宝鸡扶风县法门镇农林村的戏曲爱好者李贺林每天都关注着手机上的“云演出”。足不出户，一样能够欣赏到精彩的戏曲表演。

　　秦腔在西府大地流传较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宝鸡市戏曲剧院院长邰凯丰说：“虽然是线上演出，但从演员化装到舞美、灯光等，我们丝毫不敢懈怠，要让咱乡党们欣赏到水平不减的秦腔表演。”

　　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2022年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采取小分队、流动舞台车以及线上直播演出等形式，推进文化惠民项目。

　　从2022年10月20日以来，宝鸡各县、区组织线上直播200多场，舞蹈、戏曲、小品、儿童剧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累计100多万人次观看了线上直播演出。线上线下相结合，宝鸡各文化单位进社区、进乡村，确保文艺演出不断线、文化大餐不减量。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段军林表示，要大力实施文化惠民项目，精心打造文化服务品牌，不断巩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努力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优、精品生产能力强、城市文化美誉度高的西部文化强市。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发展成果与市民和游客享有的幸福生活密切结合。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除强调均衡发展、开放发展外，还要注重品质发展和融合发展。”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说。（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毅 文/图）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